武汉疫情,一个名字背后的集体记忆与身份重构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危机席卷全球,而这场风暴的中心,正是中国中部的重要城市——武汉,这场疫情在官方文件和国际报道中有着不同的命名方式——"武汉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疫情武汉暴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等,但无论采用何种称谓,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武汉这座城市与这场全球大流行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武汉疫情叫什么"这一问题背后,隐藏着远比表面命名更为复杂的文化心理、社会记忆和身份认同问题,当我们探讨这场疫情的命名时,实际上是在探讨集体记忆如何被建构,城市形象如何被重塑,以及灾难叙事如何影响我们的认知框架。
武汉疫情的不同命名方式本身就构成了一部微观的社会语言学案例,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20年2月11日将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疾病正式命名为"COVID-19"(Coronavirus Disease 2019),这一命名遵循了WHO2015年制定的避免使用地理位置、动物、个人或群体名称的疾病命名指南,在疫情初期,国际媒体上广泛出现了"武汉肺炎"、"中国病毒"等带有地域标签的表述,这种命名差异反映了命名行为背后的政治性和文化性——名称不仅是描述性的,更是建构性的,它塑造着人们对事件的理解和记忆方式,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指出,命名权是一种象征性权力,谁掌握了命名的权力,谁就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社会认知的主导权,在这场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的命名博弈中,我们看到了国际关系、文化偏见和科学话语之间的复杂角力。
武汉这座城市在疫情中的经历,构成了中国集体记忆的一个特殊节点,集体记忆理论奠基人哈布瓦赫认为,记忆不是简单的个体心理功能,而是深受社会框架影响的文化建构过程,武汉作为疫情最初大规模暴发的城市,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关注,封城决策、医疗资源挤兑、市民的恐慌与坚韧、全国援鄂医疗队的逆行……这些片段共同构成了关于这场疫情的集体记忆图景,值得注意的是,集体记忆具有选择性——我们记住了医护人员的英勇,记住了方舱医院的迅速建成,但也可能淡忘了早期的一些混乱与不安,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将记忆分为"储存记忆"与"功能记忆",前者是未经整理的原始记忆,后者则是经过选择、服务于当下认同的记忆,武汉疫情的集体记忆建构过程,正是这两种记忆不断互动、筛选的结果。
疫情命名与城市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互动关系,在疫情之前,武汉在中国城市序列中的形象定位是"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光谷"所在地的创新之城、充满市井烟火气的"早餐之都",疫情的暴发使武汉在国际视野中一度被简化为"疫情起源地"的代名词,这种标签化过程对城市身份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社会认同理论告诉我们,当群体遭遇外部负面评价时,可能产生两种反应:接受并内化这些评价,或者强化群体内部的团结与认同以抵抗外部压力,在武汉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后一种反应的鲜明体现——"英雄城市"的官方叙事与市民自发的"武汉加油"口号,共同构成了抵抗污名化、重构城市身份的文化努力,疫情之后,武汉市民对自身城市的认同感实际上经历了从危机到强化的非线性过程,这种集体心理转变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社会心理学课题。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武汉疫情的命名与记忆问题反映了中国社会灾难叙事的文化逻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灾难叙事往往遵循"多难兴邦"的框架——灾难不仅是损失和痛苦,也是凝聚力量和重振精神的契机,这种叙事模式在汶川地震、SARS疫情等重大灾难事件中都有体现,武汉疫情也不例外,官方媒体对武汉抗疫的报道逐渐形成了"初期困难-全国支援-科学防控-最终胜利"的叙事弧线,这种叙事服务于社会凝聚和国家认同的需要,法国哲学家利科提醒我们,任何叙事都是选择性的,都包含着对某些事实的强调和对其他事实的淡化,武汉疫情的民间记忆与官方叙事之间必然存在差异和张力,这种张力本身是健康的社会记忆生态的组成部分,它促使我们以更复杂、更多元的视角理解这场影响深远的公共卫生危机。
疫情命名的争议也折射出全球化时代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特征,在信息高度互联的21世纪,任何重大事件都不再只有单一的叙述版本,关于武汉疫情的起源、应对和影响,国际社会存在着多元的、有时相互冲突的叙述,美国学者安德森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在数字时代有了新的内涵——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不再能够完全控制边界内的信息流动,全球信息生态使得地方事件必然被置于跨国比较和评判的视野中,武汉疫情的命名之争,某种程度上是全球话语权竞争的一个缩影,在这种竞争中,科学话语、政治话语和文化话语相互交织,形成了复杂的意义网络,后真相时代的情绪化认知往往超越事实本身,使得关于疫情命名的讨论常常脱离纯粹的公共卫生范畴,进入地缘政治和身份政治的领域。
站在疫情平息的今天回望,quot;武汉疫情叫什么"的讨论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命名问题,成为我们思考社会记忆、城市身份和全球话语权的一个窗口,武汉这座城市与疫情的关联既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命运的必然体现,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在讨论当代社会时指出,"例外状态"正在成为常态,而武汉在疫情中的经历正是这种"例外状态"的集中体现,值得欣慰的是,随着时间推移,武汉正在逐渐摆脱单一的"疫情城市"标签,回归其多元、立体的城市身份,但这场疫情留下的记忆痕迹不会完全消失,它将作为一代人的共同经历,持续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心理结构和文化认知。
或许,关于这场疫情最合适的命名方式不是固定单一的标签,而是一个允许多元叙述、容纳复杂性的开放框架,正如武汉本身是一座兼收并蓄、包容多样的城市,对这场疫情的记忆也应该是多层次、多维度的,在未来的历史书写中,武汉疫情将被赋予何种名称,将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这段集体经历的意义,以及我们选择以何种方式将其传递给后代,而这,正是"武汉疫情叫什么"这一问题最深层的文化意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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