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疫情，一场集体无意识的自我欺骗？

《病毒与幻象：我们如何在三年疫情中共同编织了一场集体叙事》

2020年初，当新冠病毒开始在全球蔓延时，没有人能预见到这场疫情将持续三年之久，更没有人能想到，在疫情逐渐淡出公众视野的今天，"三年疫情是不是一个骗局"这样的质疑会甚嚣尘上，这个问题本身就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复杂的社会心理、认知困境和信息生态，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超越简单的"是"或"否"，深入探讨疫情叙事如何被构建、传播和接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真相与谎言、科学与政治、理性与恐惧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难以简单定义的图景。

从流行病学角度看，新冠病毒的存在及其致病性已被全球科学界广泛证实，数以百万计的死亡病例、医院爆满的场景、各国紧急启动的公共卫生措施，这些都不是能够全球协作伪造的"表演"，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5月，全球已报告近7亿确诊病例和超过600万死亡病例，即使考虑到统计口径的差异和可能的误差，这些数字背后代表的真实人类苦难也不容忽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流行病学调查同样证实了病毒传播的真实性，科学界对病毒基因组的研究、疫苗的快速研发、治疗方案的不断改进，都建立在承认病毒客观存在的基础上，认为这一切都是"骗局"的观点，本质上否定了全球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诚信和专业能力。

承认病毒真实存在并不意味着疫情应对过程中的所有叙事都是完全真实和透明的，各国政府在疫情信息发布、防控措施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确实存在不同程度的模糊、延迟甚至矛盾之处，美国初期对口罩效用的反复说法、英国"群体免疫"策略的迅速转变、中国武汉早期疫情信息的处理方式，都曾引发公众质疑，这些政府行为中的不透明和变化，客观上为"疫情骗局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关于"真理政权"的论述在这里颇具启发性——权力通过控制什么被认定为"真实"来行使影响力，疫情期间，各国政府确实掌握着信息发布的主导权，这种垄断本身就容易引发对官方叙事的不信任。

媒体在疫情叙事中扮演了复杂而矛盾的角色，主流媒体承担了传播公共卫生信息、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要功能；追求点击率和流量的商业逻辑导致部分媒体倾向于夸大风险、制造恐慌，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在此显现——现代媒体往往放大对风险的感知，使人们生活在持续的焦虑中，疫情期间，某些媒体对个别极端案例的突出报道、对科学家意见的选择性呈现、对异见声音的系统性忽视，都可能导致公众对整体情况产生扭曲认知，当后来发现某些早期报道存在夸大或失实时，自然会强化部分人对"媒体合谋制造恐慌"的怀疑。

社交媒体则进一步加剧了信息环境的复杂性，算法推荐机制创造的"信息茧房"使不同观点的人群生活在几乎平行的事实宇宙中，支持严格防控的人看到的是医疗系统崩溃的影像和专家警告；怀疑论者则不断接收到防控措施过度、疫苗副作用被隐瞒的内容，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提出的"回音室效应"在疫情期间表现得淋漓尽致——观点相似的人相互强化信念，不同立场的人几乎无法进行有效对话，在这种环境下，"疫情骗局论"不仅找到了生存空间，更形成了自我维持的生态系统，任何相反证据都能被解释为"掩盖真相"的一部分。

心理学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即使面对大量相反证据，一些人仍坚持"疫情骗局"的观点，认知失调理论指出，当人们已投入大量情感和认同于某种信念时，会更抗拒改变观点，因为承认错误带来的心理成本太高，对于那些三年来一直抗议防控措施、质疑疫苗安全、反对政府干预的人来说，接受疫情真实且防控必要的事实，意味着要承认自己此前的许多判断和行动可能是错误的——这种认知失调对个人身份认同的冲击是巨大的，他们更倾向于坚持"一切都是骗局"的解释，以保持内在一致性，英国心理学家斯蒂芬·赖歇尔对群体极端化的研究也显示，当人们感到被主流边缘化时，会通过与志同道合者更紧密地结盟来获得归属感，从而强化极端立场。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质疑"疫情骗局"的声音也反映了更深层的社会不满，三年疫情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不平等，小企业和低收入群体承受了不成比例的冲击，当人们看到大科技公司利润创新高、制药巨头获得巨额收益，而自己却面临失业和生计困难时，很容易产生"有人从中获利"的怀疑，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关于不平等的研究提醒我们，经济焦虑往往转化为对各类精英的不信任，在这种情绪下，"疫情被夸大以服务利益集团"的叙事比冷静的科学分析更具情感吸引力，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甚至提出，疫情被用作扩大国家监控权力的借口——这种观点虽然极端，但反映了部分人对权力扩张的深切忧虑。

文化差异也影响了人们对疫情真实性的判断，集体主义文化更倾向于信任权威和接受牺牲个人自由以保护社区，而个人主义文化则更怀疑政府动机并强调自主权，这些文化差异导致不同社会对相同科学证据的接受程度大相径庭，进而影响对"疫情是否真实"的判断，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关于全球化时代文化流动的研究显示，信息虽然在全球传播，但接收和解释却高度本地化，同样的疫情数据，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可能被解读为"证明防控必要"或"揭露夸大其词"。

三年疫情留下的最深刻教训或许是：在后真相时代，事实本身已经不足以形成社会共识，当信任基础崩塌时，即使最确凿的证据也会被质疑，最善意的措施也会被解读为别有用心，要重建这种信任，需要科学界更透明的沟通、媒体更负责任地报道、政府更诚恳地承认不确定性和错误，以及公众更积极地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曾强调，民主社会依赖于公民的理性判断能力——这种能力在信息过载且相互矛盾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

回到最初的问题：三年疫情是不是一个骗局？更准确的表述可能是：疫情是真实的，但围绕它的叙事不可避免地掺杂了各种利益、误判和认知偏差，我们共同经历的不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而是一场在极端不确定性下的人类社会复杂反应——有时过度，有时不足，常常矛盾，但总体上是对真实威胁的真实回应，也许正如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所言，最大的幻觉不是我们被他人欺骗，而是我们欺骗自己，三年疫情中，最大的"骗局"或许是我们集体夸大了对完全控制和确定性的渴望，而低估了面对复杂世界时需要保持的谦逊和开放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