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重新命名的时光，当疫情成为特殊时期的集体记忆重构

2020年初春，一种未知病毒悄然改变了世界的运行轨迹，超市货架被抢购一空，街道上空无一人，医院走廊挤满求诊者，这些画面构成了我们共同的创伤记忆，三年过去，当官方话语中将"三年疫情时期"改为"特殊时期"，这一看似简单的修辞调整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心理机制与记忆政治，命名的权力从来不只是语言游戏，它关乎我们如何理解过去、面对现在以及想象未来，这种重新命名的行为，实际上是对集体记忆的一次微妙而深刻的重构工程。

语言从来不只是客观描述现实的工具，更是塑造现实的强大力量，法国哲学家福柯曾揭示，话语背后总是潜藏着权力关系，将"疫情"改为"特殊时期"，这一修辞转换淡化了疾病的生物医学属性，强化了其作为历史事件的特殊性，德国学者科塞勒克提出的"概念史"理论告诉我们，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概念仓库，这些概念不仅反映现实，更构建着人们对现实的理解方式，在中文语境中，"特殊"一词既暗示了非常态，又隐含着暂时性，它与"疫情"带来的长期性、全球性暗示形成了微妙对比，这种语言转换不是孤立的，历史上类似的案例比比皆是——"经济危机"变为"结构调整"，"战争"变为"特别军事行动"，每一次重新命名都是记忆与遗忘的辩证舞蹈。

集体记忆从来不是过去事件的简单存档，而是当下需求对过去的不断重构，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指出，记忆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建构，每个群体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重塑过去，将"疫情"时期命名为"特殊时期"，实际上是在调整这段历史在民族叙事中的位置和意义，在官方的历史叙事中，"特殊"往往与"英雄主义""团结一心"等正面价值相连接，而与"疫情"相伴的恐惧、混乱、争议则可能被边缘化，这种记忆重构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美国将"9·11"建构为"反恐战争"的起点，日本将"侵略"叙述为"进入"，都是类似机制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重构并非全然自上而下，民众也会自发参与其中——我们更愿意记住邻里互助的温暖，而淡忘抢购物资的恐慌，这种选择性记忆是人类心理的自我保护机制。

从个体心理层面看，"特殊时期"这一命名满足了多重心理需求，它提供了一种认知闭合——给那段混乱的时光贴上一个明确的标签，使之成为可以归档的过去，心理学家发现，人类大脑对未完成、未定义的事物会产生持续焦虑，而明确的命名能够缓解这种焦虑。"特殊"一词暗示了非常态，强化了"现在已回归正常"的心理暗示，这对社会心理重建至关重要，这种相对中性的命名避免了对疫情责任的直接指涉，减轻了集体内疚感或指责情绪，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提出的"过渡性现象"理论或许可以解释这种命名转换——就像儿童需要毛绒玩具作为从依赖到独立的过渡物一样，社会也需要"特殊时期"这样的过渡概念，来帮助人们从创伤中逐步走出。

在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对疫情记忆的处理呈现出有趣差异，西方国家更倾向于保留"pandemic"（大流行病）这一医学词汇，强调其全球性和客观性；而东亚社会则更常使用"非常时期""特殊状况"等更具社会文化意涵的表达，这种差异反映了深层的文化心理——个人主义文化更关注事实本身，集体主义文化则更重视事件的社会整合意义，日本学者研究"3·11"地震后的社会记忆发现，日本社会通过"复兴""重建"等词汇将灾难记忆转化为前进动力，同样，中国将"疫情"改为"特殊时期"，也可能是在寻找一种将创伤转化为团结和发展叙事的方式，这种文化差异没有绝对优劣，但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社会面对集体创伤的应对策略。

记忆的政治从来不是单纯的过去之事，它直接关系到当下的权力结构和未来的社会走向，将"疫情"重新命名为"特殊时期"，实际上是在参与一场关于"谁有权定义现实"的无声斗争，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在疫情期间提出的"例外状态"理论警示我们，当特殊成为常态，权力结构可能发生微妙变化，这种命名转换既可能是一种去政治化的尝试——将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转化为一国一地的特殊经历；也可能是一种再政治化的开始——通过强调"特殊"来突出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历史学者施瓦茨的研究表明，集体记忆的变化往往滞后于政治经济变革，但一旦形成就会长期影响社会认知，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当"特殊时期"的命名将某些记忆推向中心时，哪些边缘记忆正在被遮蔽？那些失去亲人者的悲痛，那些小商贩的破产经历，这些个体记忆如何在宏大叙事中找到安放之处？

面对这种记忆重构，我们或许可以采取一种辩证态度，理解重新命名的心理与社会功能——它确实有助于社会从创伤中恢复；保持对记忆政治的敏感，为多元记忆保留空间，法国历史学家诺拉提出的"记忆之场"理论启示我们，可以通过建立多元的记忆载体——文学、电影、博物馆、口述历史等，来抵抗单一叙事的垄断，普通公民也可以参与这种记忆建构，比如记录自己的疫情日记，收集身边的疫情故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真实经历，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实际上是在参与塑造未来的历史记忆。

站在"特殊时期"这一新命名面前，我们既是记忆的消费者，也是记忆的生产者，这段被重新命名的时光终将成为历史书中的一页，但如何记住它，关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将成为谁，或许最好的态度是：既接受"特殊时期"这一命名带来的心理慰藉，又不让它遮蔽那些不该被遗忘的细节；既理解记忆重构的社会必要性，又为个体记忆保留发声的渠道，因为健康的社会不仅需要向前看的勇气，也需要诚实面对过去的智慧，在这被重新命名的时光里，我们每个人都是记忆的守护者与传承者，而记忆的多样性，正是社会韧性的源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