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何时终结,当人类学会与不确定性共舞
"疫情什么时候才会停止?"这个简单的问题背后,隐藏着人类对确定性的永恒渴望,从2020年初新冠疫情全球暴发至今,这个问题被无数人问起,却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我们习惯性地期待某个具体日期——"明年春天"、"2023年底"、"当疫苗接种率达到70%时"——仿佛疫情会像一场预定了闭幕式的演出,准时谢幕,然而现实不断提醒我们,病毒的演化不遵循人类的日程表,这场全球健康危机正在重新定义我们对"结束"的理解,或许,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疫情何时停止,而在于我们何时能够摆脱对"彻底结束"的执念,学会在不确定性中找到前行的平衡。
人类对确定性的追求根植于我们的生物本能,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不确定性会激活大脑的杏仁核,触发与面对物理威胁相似的应激反应,在疫情初期,各国政府纷纷给出乐观的时间预测,部分是为了缓解公众焦虑,2020年4月,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预测美国可能在当年秋季"回归正常";同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紧急项目负责人瑞安表示"疫情终点可能在两年内",这些预测反映了科学界当时的认知局限,也揭示了人类面对危机时的心理防御机制——通过设定一个想象中的终点来获得控制感,病毒变异株的接连出现打破了所有线性预测,Delta、Omicron及其亚型变异株不断挑战着群体免疫的可行性,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所言,现代社会正面临"不可计算的不确定性",传统风险评估模式在复杂系统中失效,疫情没有按照任何专家预测的剧本发展,这一事实本身应当促使我们反思对确定性的执念。
历史上大流行的终结很少是病毒的突然消失,而更多是人类社会适应与病毒共存的渐进过程,1918年西班牙流感持续约两年,但其H1N1病毒株实际上一直流行到1957年;2009年的猪流感是1918年病毒的后代,历史学家斯诺登在《流行病与社会》中指出,大流行的结束往往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当人们决定不再让疫情主导生活时,它就在社会意义上结束了,即使病毒依然存在,黑死病在14世纪夺走了欧洲三分之一人口,但最终不是被消灭,而是随着公共卫生改善、宿主-病原体关系变化而成为地方病,同样,新冠疫情可能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终点,而是逐渐转变为季节性呼吸道疾病的一部分,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2022年初就提出,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出现可能标志着疫情"流感化"的转折点,这种转变不是被动等待的结果,而是人类通过疫苗接种、治疗手段提升和社会行为调整主动塑造的过程。
当代全球互联的复杂性彻底改变了传染病流行的动力学,与1918年相比,今天的人类社会面临三重结构性变化: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速度、高度集中的城市居住模式以及生态平衡的深度破坏,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9年国际航空旅客达45亿人次,是1960年的180倍,这种超流动性使病毒传播呈现指数级特征,全球约56%人口居住在城市,为呼吸道疾病创造了理想传播环境,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家利普西奇指出,在全球化时代,除非全球各国同步达到群体免疫阈值,否则病毒将在免疫洼地持续传播并产生新变异,而疫苗分配的不平等使这一目标难以实现——截至2022年7月,低收入国家仅21%人口接种过一剂疫苗,而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达79%,气候变化导致的栖息地破坏正增加人兽共患病的溢出风险,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警告,除非改变破坏生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否则未来可能出现更频繁的疫情,这些结构性因素决定了新冠疫情不是一次性事件,而是全球健康新常态的开端。
面对这种根本性不确定性,人类需要发展新的认知框架和应对能力,心理学家发现,过度关注"何时结束"反而会加剧焦虑,形成心理学家海斯所说的"经验回避"——试图消除不可控的外部状况而导致的心理僵化,相反,接受不确定性并发展"心理弹性"能提升适应能力,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提出,疫情后的关键分水岭不在于技术解决方案,而在于人类能否发展出全球合作的新模式,实践中,这意味着从"清零或放任"的二元思维转向"动态适应"的复杂管理:建立灵活的公共卫生响应系统,在医疗资源不挤兑的前提下允许病毒低水平传播;投资下一代广谱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研发;改善室内通风等长效预防设施;建立全球病毒监测网络,新加坡的"与新冠共处"政策、丹麦根据医院压力调整防控级别的做法,都体现了这种适应性思维,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改变对"正常状态"的理解——2019年的世界不会简单回归,正如9·11事件永久改变了航空安全规范,后疫情时代的"正常"将包含定期加强接种、选择性佩戴口罩、远程办公混合模式等新常态元素。
疫情何时停止的问题,本质上是对人类文明韧性的考验,在追问结束时间的同时,我们或许更该思考:如何建设一个既能有效应对健康威胁,又不因恐惧而停滞的社会?答案不在于预测某个神奇终点,而在于发展个体和集体的适应能力,哲学家纳斯鲍姆在《善的脆弱性》中写道,接受脆弱性和不确定性是人类繁荣的必要条件,当疫苗接种、科学防护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我们的社会制度能够弹性应对病例波动,当全球健康合作超越地缘政治分歧——到那时,疫情对我们的心理控制才会真正"结束",这种转变不是消极的妥协,而是积极的进化,人类历史上,每次重大疫情都推动了公共卫生革命:黑死病催生了现代检疫制度,霍乱促进了城市卫生改革,艾滋病改变了医患关系和安全性行为规范,新冠疫情很可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全球健康治理、工作生活平衡和人与自然关系,与其等待疫情停止,不如把握这个重塑未来的机会,当人类学会与不确定性共舞,我们便找到了真正的自由——不在风暴之外,而在驾驭风暴的能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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