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封之后，当自由成为一场集体幻觉

2022年12月7日，"新十条"发布，中国疫情防控政策迎来重大调整，一夜之间，健康码、行程码、核酸检测点如潮水般退去，人们仿佛从一场漫长的梦中惊醒，社交媒体上，"终于自由了"的欢呼此起彼伏，商家们迫不及待地挂出"庆祝解封"的横幅，压抑三年的消费欲望在各大商圈喷涌而出，在这片欢腾的表象之下，一个鲜少被提及的问题悄然浮现：我们真的获得了解放吗？还是说，"放开"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集体规训，只不过这一次，我们主动拥抱了这种控制？

回望疫情三年，中国人的身体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规训过程，法国哲学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描述的"规训社会"图景，在疫情期间得到了近乎完美的演绎，健康码成为数字化的圆形监狱，每个人都是被监视者同时也是监视者；核酸检测点排起的长龙，是现代社会最规整的队列表演；居家隔离的指令让私人空间也成为权力运作的场域，这些规训手段之所以高效，不仅因为其强制性，更因为它们被包装为"科学防疫"的必要措施，获得了知识权力的加持，当人们习惯性地亮码、张嘴、保持间距时，身体已经完成了对这套规训系统的内化——我们不再需要外部强制，就会自觉地按照这套逻辑行事。

耐人寻味的是，当政策转向"放开"后，这种内化的规训并未消失，而是以另一种形式继续运作，药店里的布洛芬被抢购一空，不是因为实际需要，而是因为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必备药品清单"；人们自发减少外出、取消聚会，不是因为政府禁令，而是因为对"第一波感染高峰"的恐惧；办公室里此起彼伏的咳嗽声不再引来关心而是躲避，这种新形成的"防疫正确"比任何行政命令都更有效地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描述的"自我约束"机制，在解封后的中国社会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我们已经将防疫时期的身体管控转化为一种内在的行为准则，即使外在约束已经解除。

放开政策实施一个月后，北京某三甲医院急诊科人满为患的场景，揭示了另一个残酷真相：所谓"放开"，实质上是将防疫责任从国家层面转移到个人和家庭，当医疗资源挤兑、药品短缺、重症患者求医无门时，个体突然发现自己站在了抗疫的第一线，却没有任何准备和支援，这种责任的转移制造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通过制造"自由选择"的假象，权力机构实际上摆脱了保障公民健康的义务，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在疫情初期提出的"赤裸生命"概念在此刻获得了新的诠释：当国家放弃对生命的保护时，公民就被还原为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被迫独自面对病毒的威胁。

更吊诡的是，放开后的社会并未如预期般恢复"正常"，而是陷入了一种奇怪的中间状态，人们急切地想要回归2019年前的生活方式；三年疫情留下的心理创伤和习惯烙印难以磨灭，餐厅里的人流恢复了，但每张桌子之间的间距依然比疫情前要大；电影院重新开放，但观众会不自觉地避开坐满的排次；国际旅行限制取消，但许多人已经失去了说走就走的勇气，这种状态酷乎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所描述的"倦怠社会"——我们获得了表面自由，却失去了享受自由的能力；外部约束消失后，内部约束反而变得更加严苛。

放开政策还制造了一种新的社会分化，能够居家办公的知识阶层与必须到岗的体力劳动者，有私家车可以避免公共交通的中产与不得不挤地铁的打工者，能够获取优质医疗资源的体制内人员与普通市民——疫情风险的实际承担变得极不平等，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区隔"理论在此得到验证：不同阶层对病毒的抵御能力差异，进一步固化了现有的社会分层，更令人忧虑的是，这种分化被"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论调所掩盖，将结构性不平等转化为个人责任问题。

面对这一系列困境，我们需要的或许不是简单地欢呼"放开"，而是进行一场深刻的反思，必须认识到"自由"从来不是简单的管制有无问题，而是关涉整个社会的支持系统和权利保障，疫情暴露的医疗资源不足、社会保障脆弱等问题，不会因为放开而自动解决，反而可能因感染激增而更加恶化，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警惕将"放开"等同于"疫情结束"的思维惰性——病毒不会因为人类的政治决策而消失，它将继续考验我们的社会韧性。

解封后的第一个春节，火车站再次人潮涌动，人们戴着各式口罩，拖着行李奔向久违的团圆，这一幕既令人感动又发人深省：我们如此渴望恢复正常生活，以至于愿意承担感染风险；但另一方面，这种渴望本身是否也是一种被规训的结果？当我们不假思索地接受"放开等于进步"的叙事时，是否已经放弃了对更合理防疫路径的想象？

疫情终将过去，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不应随之消散，真正的自由不在于有无防疫限制，而在于我们能否建立一个既能有效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又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社会系统，放开不是终点，而是起点——重建社会信任、完善公共服务、反思治理模式的起点，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下一次危机来临时，再次陷入"严控"与"放开"的二元困境，才能走出非此即彼的思维桎梏，找到更加平衡、人本的中间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