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已经，一场集体记忆的重构与遗忘

2020年初春，那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全球，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轨迹，当人们说"疫情已经"如何如何时，这个简单的完成时态背后，隐藏着人类处理集体创伤的复杂心理机制。"疫情已经过去"、"疫情已经结束"、"疫情已经成为历史"——这些表述不仅仅是对事实状态的描述，更是一种集体性的心理需求，一种急于翻篇的焦虑表达，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特殊时期：一边是身体记忆对那段封闭日子的鲜活保存，一边是意识层面急不可耐的宣告终结，这种割裂状态揭示了人类面对大规模灾难后的典型反应模式——我们既无法真正忘记，又难以持续铭记。

疫情留下的身体记忆远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更为持久，直到今天，许多人仍会在拥挤场所下意识地摸向空空如也的口袋寻找口罩；走进电梯时，手指会在按键前迟疑片刻，思考是否需要找其他方式触碰；听到身边有人咳嗽，身体会不自觉地向反方向微微倾斜，这些细微的身体反应构成了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所称的"身体图式"，它们已经融入我们的存在方式，日本学者和辻哲郎在《风土》中提出，人类的生存方式会适应环境变化而形成特定习惯，疫情作为一种特殊"风土"，已经在我们的身体上刻下难以磨灭的印记，有趣的是，当我们有意识地回忆疫情时，往往最先浮现的不是抽象的数据或政策，而是那些感官记忆：消毒水刺鼻的气味、视频会议中像素化的面孔、长时间戴口罩导致的耳后疼痛，这些身体记忆的顽固存在，与我们口中"疫情已经过去"的轻松宣言形成了微妙反差。

与个体记忆的持久性形成对比的，是社会层面加速的"疫情遗忘"进程，世界各地纷纷拆除方舱医院，公共场所的防疫标识逐渐消失，新闻头条中COVID-19的出现频率急剧下降，这种有形的消失伴随着无形的叙事重构——我们正在迅速将疫情"历史化"，将其打包成一个有明确起止时间的历史事件，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在《回忆空间》中指出，每个社会都会形成特定的"记忆形态"，决定什么被记住、如何被记住以及什么被遗忘，在当前的记忆形态中，我们更倾向于将疫情视为一个已经闭合的章节，而非持续影响现在的开放过程，社交媒体上，"2019年 vs 2023年"的对比图片广为流传，暗示着一种彻底回归"正常"的渴望，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说的"传统的发明"正在发生——我们正在创造一种"后疫情时代"的新传统，而这一建构过程本身就包含着对真实记忆的选择性筛选。

这种记忆与遗忘的拉锯战在代际差异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对成年人而言，疫情是生活轨迹的中断，是需要克服的异常状态；而对疫情期间成长起来的儿童来说，口罩、网课、社交距离可能就是他们认知中"世界本该如此"的组成部分，美国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认为，叙事建构是身份形成的关键，而不同世代正在形成截然不同的疫情叙事，一个十岁的孩子可能会把老师透过屏幕讲课视为理所当然，就像他们的父母认为实体课堂是天经地义一样，这种代际记忆的断层将在未来几十年持续影响社会认知，当今天的儿童成为社会主力时，他们口中的"疫情已经"将承载与当代人完全不同的意涵。

更值得深思的是我们急于宣告"疫情已经结束"背后的心理动因，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提出，记忆本质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服务于当下需求，宣称疫情结束，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应对创伤的自我保护机制——持续的危机状态会耗尽心理资源，人类心智天然倾向于寻找闭合，以色列学者埃维·塔尔玛在研究集体创伤时发现，社会如同个人一样，会经历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到接受的创伤处理阶段，我们正处在"讨价还价"向"接受"过渡的关口，急于给疫情画上句点，但问题在于，这种心理需求可能导致我们过早地放弃了从疫情中学习的机会，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反思性现代化"本应让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全球化风险、公共卫生脆弱性、社会不平等加剧等问题，但"疫情已经"的完成时态可能中断了这一必要的反思过程。

面对这种记忆与遗忘的张力，或许我们需要一种更为复杂的时空定位，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在《时间与叙事》中提醒我们，人类经验的时间性从来不是简单的线性进程，疫情既非全然过去，也非仍在当下，而是存在于一种特殊的"在场缺席"状态——它已经不再是日常生活的中心，却持续塑造着我们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德国文化理论家安德烈亚斯·胡伊森提出的"当下过去"概念或许更为贴切：过去并非被密封在历史中，而是以各种方式渗透到现在，与其简单地说"疫情已经"，不如承认我们正处于一个长期的疫情余波中，这种状态可能持续数十年。

在这场集体记忆的重构过程中，我们最需要警惕的是一种"双重遗忘"：既忘记了疫情初期的恐慌与无助，也忘记了疫情期间闪现的团结与创新，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笑忘书》中写道："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人类与灾难的对话也始终是这种斗争，疫情已经——但并非如我们轻描淡写的那般彻底成为过去时，它改变了全球化的轨迹，重塑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加速了数字化的渗透，这些转变仍在进行中，当我们下一次脱口而出"疫情已经"时，或许应该停顿一下，思考这个完成时态所掩盖的未完成现实。

记忆不是简单的储存与提取，遗忘也不是纯粹的消失与缺失，在"疫情已经"这个看似简单的表述背后，是一场仍在进行的记忆政治，关乎我们如何定义灾难的边界，如何分配集体注意力，以及最终——如何理解自己在这个不确定性时代的处境，或许真正的后疫情时代，始于我们停止简单地说"疫情已经"，而开始更诚实地面对这场危机留下的长久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