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那场大感冒，一场被低估的全球健康危机前奏

2019年末，当人们正忙着准备跨年庆祝活动时，一种新型呼吸道疾病悄然在中国武汉出现，当时，它被简单地称为"不明原因肺炎"，后来被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命名为"COVID-19"（Coronavirus Disease 2019），然而在疫情初期，普通民众更习惯称它为"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或戏称为"大号流感"，这些非正式命名背后，反映的是人类对未知疾病的认知局限和初期应对的集体轻慢，回顾2019年疫情初期，我们不仅看到了一场新型传染病的诞生，更目睹了全球公共卫生体系面对突发威胁时的系统性脆弱，这场最初被称为"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疾病，最终演变为改变世界格局的大流行，而它的早期命名争议与认知过程，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公共卫生叙事。

2019年12月8日，武汉市记录到首例后来被确认为COVID-19的病例，12月31日，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武汉市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聚集性发生"的情况，当时的中文媒体报道多使用"武汉不明原因肺炎"这一描述性术语，而普通民众在社交媒体上则开始使用"武汉肺炎"这一地域性标签，这种以地理来源命名疾病的做法虽然直观，却暗含着污名化的风险——历史上，从"西班牙流感"到"中东呼吸综合征"，地域命名往往导致对特定地区人群的不公平对待和歧视。

2020年1月7日，中国科学家成功分离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最初被临时命名为"2019-nCoV"，这一科学命名遵循了病毒发现的惯例，包含了年份(n表示novel，CoV代表coronavirus)，但显然缺乏公众传播的友好性，国际媒体上出现了各种混乱的称呼，从"中国病毒"到"武汉冠状病毒"不一而足，这些标签不仅不准确，还助长了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情绪，直到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才正式将疾病命名为"COVID-19"，强调命名需避免使用地理位置、动物名称、个人名字或特定群体，以防止污名化并确保名称的可操作性。

在科学命名确立之前，中国民间对这场疫情有着更为生活化的称呼，在早期网络讨论中，不少网民戏称其为"大号流感"，反映了对疾病严重性的普遍低估，这种认知部分源于权威信息的不充分，部分源于SARS之后中国建立的传染病监测系统给人带来的安全感，直到1月20日，钟南山院士确认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公众态度才开始发生转变，而"新冠肺炎"这一简称，则是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疾病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后才广泛使用，体现了官方对疾病认识的深化和应对的系统化。

2019年末至2020年初这段时间，关于疫情的命名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描述性到科学性、从民间到官方、从模糊到精确的演变过程，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回忆道："最初我们连病原体是什么都不知道，只能叫它'不明原因肺炎'，当基因测序确认是一种新型SARS样冠状病毒时，我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种认知的渐进性恰恰反映了人类面对新型病原体时的认知局限——我们总是倾向于用已知框架理解未知威胁。

回顾2019年疫情初期命名的混乱状态，实际上揭示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几个关键问题，疾病命名不仅是科学问题，也是政治和社会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在《传染病命名最佳实践》中明确反对使用地理标签，但这一原则在实践中常常被忽视，科学命名与公众传播之间存在巨大鸿沟。"2019-nCoV"对科学家足够清晰，但对大众传播却过于技术化，这种脱节导致非正式命名在社交媒体上的泛滥，命名权力本身成为知识政治的一部分——谁有权命名疾病？命名过程中各方利益如何平衡？这些问题在COVID-19命名过程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从更宏观的历史维度看，2019年疫情的命名争议并非特例，1918年大流感最初被称为"西班牙流感"（尽管其起源并非西班牙），只是因为西班牙作为中立国在一战期间率先公开报道了疫情，2009年H1N1病毒最初被称为"猪流感"，导致埃及屠杀了全部生猪，尽管人际传播而非食用猪肉才是主要传播途径，这些历史教训本应提醒我们疾病命名的重要性，但2019年我们似乎又重蹈覆辙，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威廉·汉纳格指出："每一次新发传染病出现，我们都要重新学习命名的基本课程，这种循环必须打破。"

2019年疫情初期的命名混乱也反映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结构性缺陷，国际卫生条例要求成员国及时报告公共卫生事件，但对如何命名新发疾病缺乏统一规范，当不同国家、媒体和科学机构使用不同名称时，公众认知必然出现混乱，麻省理工学院科技与社会研究教授梅琳达·鲍德温的研究显示："科学命名的延迟和公众沟通的即时性之间存在根本矛盾，这在数字媒体时代被进一步放大。"2019年12月至2020年2月间，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推文中使用了超过20种不同名称，这种碎片化严重阻碍了有效风险沟通。

从文化视角看，2019年疫情的不同命名方式也折射出东西方认知框架的差异，中文语境下"新冠肺炎"这一简称将疾病定位于已知的"肺炎"范畴，虽不精确但便于公众理解；而西方媒体更倾向于强调其"新"（novel）和不可知性，这种认知差异影响了各自社会的早期应对方式——东方社会更快接受了严格管控措施，而西方社会则表现出更多的怀疑和抵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人类学家张跃宏认为："对疾病的命名方式实际上预设了我们对它的应对方式，称它为'大号流感'自然会采用流感应对策略，这是早期许多国家低估威胁的认知根源。"

2019年疫情的命名史也见证了科学共同体的快速反应能力，从首例病例出现到病毒基因序列公布仅用了不到一个月，这种速度在SARS时期需要四个月，然而科学命名的精确性与公众传播的有效性之间的差距并未相应缩小，约翰斯·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的研究显示，在2020年1月，即使科学命名已经确定，仍有78%的英文媒体文章使用非正式名称，这种现象在中国媒体中同样存在，这种滞后直接影响了早期公共卫生信息的清晰度和一致性。

站在2023年回望2019年那场最初被称为"不明原因肺炎"的疫情，我们不禁思考：如果当初就有更统一、更科学的命名规范，全球应对是否会更加协调有效？答案可能并不简单，但可以肯定的是，疾病命名绝非技术细节，而是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关键一环，COVID-19最终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在社交媒体时代全球流行的传染病，它的每一个名称——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承载着特定时刻的社会认知和情感反应。

2019年疫情的命名历程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启示或许是：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时代，新发传染病的命名必须兼顾科学精确性、传播有效性和文化敏感性，我们需要建立更敏捷的命名机制，让科学命名能够更快进入公共话语；需要加强国际协调，防止地域污名化和信息碎片化；更需要提升公众科学素养，使社会能够更理性地对待疾病名称背后的实质风险，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所说："我们对抗的不只是病毒，还有错误信息和不恰当的标签。"2019年那场最初名称不定的疫情，最终教会我们名称的力量——它既能团结全球行动，也能制造分裂隔阂；既能促进科学理解，也能助长恐惧误解，在这个意义上，quot;2019疫情叫什么"的追问，实际上是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本质的深刻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