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上海疫情，一场被遗忘的集体记忆实验

2022年3月1日，上海市卫健委报告新增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这个看似普通的通报，像一粒不经意间掉落的种子，悄然埋下了后来震撼全国的疫情风暴，很少有人能想到，这个日期会成为上海城市史上一个隐秘的分水岭——不仅是流行病学意义上的起点，更是一场关于集体记忆如何被建构、解构与重构的社会实验的开端。

记忆的起点总是模糊的，当我们追问"2022上海疫情从什么时候开始"时，答案远比表面复杂，官方统计将3月1日作为起点，但民间记忆中，真正的"开始"可能各不相同——对一些人而言，是3月28日浦东封控的那一刻；对另一些人，则是4月初物资短缺的恐慌蔓延之时，这种记忆的分歧本身便耐人寻味，它揭示了重大公共事件中，个体体验如何与官方叙事产生微妙错位，历史学者阿莱达·阿斯曼曾指出，记忆从来不是对过去的简单复制，而是基于当下需求的重新建构，上海疫情的记忆正经历着这种选择性建构的过程。

疫情初期的上海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双重现实，3月上旬，当部分小区已开始封闭管理时，市中心咖啡馆里仍有人悠闲地喝着拿铁，这种割裂状态持续了近三周，形成了一种社会认知上的"认知失调"——人们同时接收着两种相互矛盾的信息：官方通报中的"可控"与社交媒体上的"失控"，心理学家费斯廷格认为，人类会本能地减少这种认知不一致带来的不适感，不同群体发展出各自的应对策略：有人选择相信官方口径，有人则完全依赖民间信息渠道，还有人在两者间摇摆不定，这种分裂不仅存在于个体心理层面，更在整体社会意识中留下了难以弥合的裂痕。

4月的上海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社会实验室，当封控措施全面实施，2500万人的日常生活被压缩成团购、核酸与抗原检测的重复循环时，一种新的集体记忆开始形成，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在此得到了残酷验证——人们的记忆不再是个体经验的产物，而是由所处的社会框架塑造，在统一的信息环境和相似的生活轨迹下，上海市民形成了高度同质化的疫情记忆：凌晨抢菜的焦虑、志愿者的大白身影、窗外此起彼伏的歌声...这些符号成为了集体记忆的节点，而其他细节则被有意无意地过滤遗忘，有趣的是，这种记忆的同质化程度远超其他城市疫情，或许与上海封控的全面性和时长密切相关。

随着夏季到来，疫情逐渐平息，但记忆的战争才刚刚开始，官方媒体强调抗疫成果与基层奉献，民间叙事则聚焦个体困境与制度反思，这两种叙事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在相互渗透中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记忆共生"现象，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提出的"文化记忆"概念在此显现——通过媒体报道、艺术作品、网络讨论等形式，关于疫情的记忆被制度化、仪式化，上海双年展中的相关主题作品、微博上的#上海疫情记忆#话题、朋友圈里转发的纪念文章...这些都成为塑造集体记忆的装置，决定着哪些经验被保存，哪些被边缘化。

当2023年到来，一种集体性遗忘开始悄然发生，出于对创伤的本能防御，也因应新的社会需求，上海疫情的记忆被快速压缩、简化甚至美化，心理学上的"玫瑰色回顾"效应显现——人们倾向于回忆过去的正面经历而淡化负面情绪，越来越多的社交媒体帖子开始怀念"邻里互助的温暖"，而当初的愤怒与无助则被悄悄掩埋，这种记忆的自我修正并非上海特有，但速度之快令人惊讶，历史学家保罗·康纳顿指出，社会遗忘是有选择性的，往往服务于当下的权力结构与社会稳定需求，在上海的案例中，快速翻篇的需求压倒了深刻反思的冲动，形成了一种功能性的集体遗忘机制。

值得玩味的是，quot;疫情从何时开始"的追问本身已成为记忆政治的一部分，确立起点意味着界定责任归属、划分叙事框架，3月1日这个日期被固定下来，而更早的零星病例则被排除在主流叙事之外，这种时间边界的确立并非客观中立的，而是一种社会协商的结果，反映了哪些记忆被认为值得保留，哪些应该被舍弃，如同法国哲学家福柯所揭示的，权力通过控制记忆来塑造历史认知，在上海疫情的语境下，关于时间起点的共识形成过程，微妙地影响着整个事件的社会解读方向。

站在2024年的今天回望，2022上海疫情已成为一面多棱镜，折射出集体记忆形成的复杂机制，它展示了危机时刻社会如何通过记忆建构来维持凝聚力，也揭示了权力与叙事之间的隐秘联系，更为深刻的是，这场记忆实验提出了一个本质问题：当一场影响千万人的重大事件过去后，我们究竟记住了什么？又为何而记住？或许，对记忆本身的反思比对事件的简单记录更为重要，因为正如犹太作家埃利·威塞尔所言："遗忘不是记忆的对立面，而是记忆的扭曲形式。"

上海疫情的记忆仍在流动、演变，它提醒我们，历史的真相不仅存在于事实本身，更存在于我们选择如何记住这些事实，在这场集体记忆实验中，每个人既是观察者，也是参与者——我们共同决定着这段历史将以何种面貌进入未来的叙事，而这，或许比追问一个具体的时间起点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