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之名的政治学,为何我们总在争论哪种病毒?
"这次疫情究竟是哪种病毒引起的?"——这个问题自2020年初以来就不断被提起、争论、再提起,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纯粹的医学问题,但当我们深入观察全球各地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表述和反应时,便会发现,"病毒命名"从来就不只是一个科学行为,更是一种政治行为,从"武汉病毒"到"新型冠状病毒",从"COVID-19"到各种变异毒株的希腊字母命名,每一个名称背后都暗含着复杂的政治计算、文化立场和国际关系博弈,病毒名称之争,本质上反映了当代国际政治中话语权争夺的新形态,以及全球化时代公共卫生危机被政治化的必然命运。
病毒命名的政治化有着悠久的历史脉络,1918年大流感最初被称为"西班牙流感",并非因为病毒起源于西班牙,而是因为西班牙作为一战中立国,媒体可以自由报道疫情,而参战国则出于战时考虑隐瞒疫情,导致外界误以为西班牙是重灾区,这种以地理位置命名的方式,给西班牙带来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污名,2009年H1N1流感疫情初期被称为"猪流感",导致埃及不顾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宰杀了全国30万头猪,尽管没有证据表明食用猪肉会传播病毒,2013年出现的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因其名称中的"中东"二字引发了地区性的歧视和恐慌,历史一再证明,将疾病与特定地点、群体或动物关联,不仅不科学,还会造成深远的社会伤害。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命名政治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世界卫生组织在2020年2月11日正式将疾病命名为"COVID-19",明确表示要避免使用地理标签,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坚持使用"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等术语,这种命名方式很快被批评为"种族主义的狗哨",哈佛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主任阿希什·杰哈指出:"给病毒贴上地理标签会导致对特定群体的污名化,并可能阻碍国际合作。"中国官方和媒体则强调"新型冠状病毒"的科学命名,并批评美方的表述是"污名化"行为,这场命名之争很快演变为国际舆论战的一部分,病毒名称成为国家形象保卫战的前沿阵地。
病毒命名的政治化背后是深刻的国家利益计算,对某些国家而言,将病毒与特定国家关联可以转移国内抗疫不力的责任,塑造"外部威胁"的叙事,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2021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欧美主要媒体中,将COVID-19与中国关联的报道比例在疫情初期显著高于科学命名,这种媒体框架塑造了公众认知——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2020年4月,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创历史新高,被污名化的国家则不得不投入大量外交资源进行"正名",中国外交部多次谴责"污名化"行为,并通过医疗物资援助等方式改善国际形象,病毒名称成为国际关系中软实力较量的新场域。
病毒变异株的命名进一步揭示了科学命名体系面临的挑战,2021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用希腊字母命名主要变异毒株(Alpha、Beta、Gamma等),旨在避免将变异株与发现地关联,媒体和公众很快发展出另一套非正式命名体系——"英国变种"、"印度变种"、"南非变种"等地理标签仍然大行其道,更复杂的是,当某些变异株在科学命名体系中被发现具有更强传播力时,相关国家往往面临旅行限制和经济制裁,这反过来又促使一些国家隐瞒病毒测序数据,命名政治学在此显示出其实质影响——它可能阻碍全球疫情信息的透明共享。
病毒命名之争反映了当代国际关系中一个深层矛盾:在理论上,公共卫生被建构为需要全球合作的领域;在实践中,民族国家仍然是应对危机的主要行为体,国家利益常凌驾于全球共同利益之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戴维·赫尔德指出:"疫情表明,我们生活在一个'脱节的全球化'时代——病毒传播是全球化的,但应对措施仍然是国家化的。"这种脱节在命名政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科学家们努力建立中立、统一的命名体系,但各国政治人物和媒体仍会根据自身需要选择性使用或创造术语。
病毒命名的政治化也揭示了当代信息环境的特征,在后真相时代,同一个病毒的不同名称会在不同信息圈层中形成截然不同的认知框架,斯坦福大学网络观察站的研究发现,在美国,"中国病毒"的说法主要在右翼媒体和社交网络中传播,而"COVID-19"则在左翼和主流媒体中更常见,这种信息分化不仅影响公众对病毒起源的理解,还塑造了对防疫措施的态度——那些接受"中国病毒"叙事的群体更可能质疑口罩和疫苗的有效性,病毒名称成为政治身份认同的标记物,这是前数字时代难以想象的现象。
面对病毒命名的政治化,国际社会需要建立更具权威性和约束力的命名机制,世界卫生组织虽然制定了《传染病命名最佳实践》,但缺乏执行力和惩戒手段,未来可能需要考虑:第一,建立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独立命名委员会,减少政治干预;第二,对故意使用污名化术语的国家行为体施加某种形式的国际声誉成本;第三,加强媒体素养教育,帮助公众识别政治化的疾病叙事,这些措施虽不能完全消除命名政治学,但至少可以降低其对全球公共卫生合作的负面影响。
回望这场持续的名称之争,我们会发现,"疫情是哪种病毒"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生物学问题,病毒名称承载了太多超出医学范畴的意义——国家尊严、历史记忆、文化认同、国际权力,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指出,命名是权力的基本表现形式,在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并行的今天,病毒名称成为检验国际社会能否超越狭隘利益、共同应对人类威胁的试金石,当我们下一次听到关于病毒命名的争论时,或许应该少问"这是哪种病毒",而多问"这种命名方式服务于谁的利益"——因为答案往往不在病毒学教科书里,而在国际政治的暗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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