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制造内鬼？——上海疫情中的谣言心理学与社会信任危机

2022年春季的上海疫情，不仅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更成为了一场信息疫情（Infodemic）的温床，当城市按下暂停键，一个幽灵般的词汇开始在社交网络上游荡——"内鬼"，这个充满阴谋论色彩的标签被随意贴在各类人群身上：外省援沪医护、阳性转运司机、社区志愿者甚至普通居民，在这场寻找"内鬼"的集体狂热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特殊时期的焦虑心理，更是社会信任体系的结构性危机，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需要超越简单的"谁是谁非"追问，转而审视：为什么我们需要"内鬼"这个虚构的敌人？"内鬼"叙事满足了怎样的集体心理需求？又是谁在从这种叙事中获益？

一、寻找替罪羊：危机中的集体心理防御机制

人类学家勒内·吉拉尔在《暴力与神圣》中提出的"替罪羊机制"理论，为我们理解"内鬼"现象提供了钥匙，当社会遭遇不可控的危机时，群体往往会通过寻找一个具体的"罪人"来转移焦虑、重建秩序，上海疫情期间，面对指数级增长的确诊数字、混乱的物资配送和不确定的封控期限，普通市民的无力感转化为寻找"责任者"的强烈冲动，某小区居民自发组织的"揪出阳性内鬼"微信群，一周内聚集了500多名成员；某高校学生在匿名论坛指控后勤人员"故意传播病毒"，引发人肉搜索——这些行为本质上都是吉拉尔所说的"模仿暴力"的表现。

心理学家发现，在压力情境下，人类大脑的杏仁核会过度激活，导致理性判断能力下降，复旦大学2022年4月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在封控最严格的时期，上海居民对未经证实信息的转发率比平时高出237%，某条指控"外地援沪护士故意不扫码导致疫情扩散"的谣言，尽管已被官方辟谣，仍在24小时内获得超过10万次转发，这种非理性传播恰恰验证了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观察：在群体性事件中，个体更容易接受简单化的阴谋论解释，而非复杂的系统性分析。

二、信息迷雾中的认知战：谣言的产业链与政治经济学

深入分析所谓"内鬼"谣言的传播路径，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许多最活跃的传播节点并非普通市民，而是具有明确商业或政治目的的专业账号，某智库通过大数据追踪发现，在3-4月间，quot;上海疫情内鬼"的话题中，47%的爆款帖文来自专业营销号，这些账号同时也在推广保健品、保险产品或特定政治观点，一个典型案例是某百万粉丝大V先后发布"江苏医疗队携带病毒入沪""浙江保供物资故意投毒"等系列谣言，其账号关联的电商店铺同期销售额增长300%。

更值得警惕的是境外势力的认知操纵，国家安全机关披露的案例显示，某境外NGO通过资助国内"网络水军"，系统性地将防疫工作中的正常摩擦演绎为"政府故意制造疫情"，他们采用"真相碎片化"策略——先发布部分真实的现场视频，再配以歪曲解读的文字说明，最后通过算法推送形成信息茧房，这种混合战争（Hybrid Warfare）手段，使得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也难以辨别真伪，某高校教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转发了经过剪辑的"方舱医院虐待患者"视频，实际上原视频显示的是医护人员在抢救突发心脏病的患者。

三、信任赤字：公共服务透明度与民众期待值的断裂

抛开外部因素，我们必须承认"内鬼"谣言得以滋生的土壤，是长期以来积累的社会信任赤字，上海交通大学2021年的社会信任度调查显示，市民对"突发事件信息透明度"的满意度仅为62.3%，当某居委会擅自将阴性居民转运至方舱的监控视频流出后，尽管事后证明是工作人员操作失误，但官方迟缓的回应已经导致"基层干部都是内鬼"的标签在区域内蔓延。

这种信任危机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60岁以上群体更倾向于相信"境外势力破坏"的解释框架，而90后群体则更容易接受"官僚系统腐败论"，某社区两位志愿者——一位退休干部和一位年轻白领——就"保供物资短缺原因"爆发的激烈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不同世代对政府认知的根本差异，当体制内信息沟通机制失效时，这种代际认知裂缝就会成为谣言的最佳传播渠道。

四、修复之路：超越"抓内鬼"的系统性思维

要破解"内鬼"迷思，需要建立多维度的社会治理方案，在技术层面，可以借鉴香港在第五波疫情中推出的"谣言溯源系统"，通过区块链技术标记信息源头，在法律层面，需明确区分恶意造谣和善意误传，对前者严惩而对后者教育，上海某区法院快速审理的"王某某编造疾控中心内鬼案"，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全网公示，有效遏制了同类谣言的蔓延。

更深层的解决之道在于重建社会信任资本，杭州"健康码崩溃事件"后的危机公关值得借鉴：政府不仅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承认技术缺陷，还邀请市民代表参与事故调查组，这种坦诚反而增强了公众容错度——当主流媒体民调显示，78%的受访者认为"可以理解偶发事故"时，阴谋论自然失去市场。

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在《愚政进行曲》中写道："当权力与事实脱节时，真空必然被谣言填满。"上海疫情中的"内鬼"叙事，本质上是这个千万级超大城市治理体系与复杂现实之间的张力显现，解构这一现象，需要我们既警惕外部势力的认知操纵，也直面内部治理的短板；既理解民众在危机中的心理防御需求，也坚守理性对话的公共领域，或许真正的"内鬼"，从来就不是某个具体的人或群体，而是我们心中那个渴望简单答案、拒绝复杂真相的认知惰性。

在未来的公共卫生危机中，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猎巫式的"内鬼"追查，而是一套能够容纳不确定性、允许试错修正、促进多元共治的韧性治理体系，毕竟，病毒才是人类共同的敌人，而非我们彼此，当城市终于重启，那些曾经被贴上"内鬼"标签的普通人——疲惫的医护、奔波的快递员、嘶哑的社区工作者——仍在默默修复着这个被猜忌伤害过的社会肌理，理解这一点，或许是我们从这场疫情中获得的最重要免疫力。